爬坡人心语——刘德海琵琶文集《琴海游思》品读拾零(18)
本篇可视作编者阅读刘德海琵琶文集《琴海游思》的读书笔记,将分为多期发布。此为第18期。
本篇于《琴海游思》文集的全部六十篇文章中挑选了五十余篇,整理摘录了二百五十多个段落(内容合并摘录的段落计为一段),并对其中一百八十余个段落进行了解读,其余段落被引用于解读文字中。本篇的棕色字体为原文选辑内容,黑色字体为编者品读内容,括弧中的内容除所选各段末尾页码标注和特别说明外,均为原文。
刘德海丙申年(2016年)青岛留影
《观众和我》(二)
(篇名序号为编者所加)
如果掌声用在得当处、喝彩“彩”(踩)在点子上,那么足以促进演员技艺的提高,同时增添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融洽气氛。但也有极个别的观众,爱给台上出差错的演员喝倒彩、鼓倒掌(若有正当批评不妨通过其他方式提出)。要知道表演艺术的技术性一向很强,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演员,一时疏忽,也难免会出错,何况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他们更迫切需要观众给予支持和帮助。叫倒好只能帮倒忙。几声倒彩有可能把演员置于困境:轻者,影响演员整场戏的演出情绪;重者,演员从此患上了“怯场症”。在剧场里喝倒彩,甚至嘲笑、戏谑演员的观众不是我们共同进行艺术创造的合作者。(第335页)
舞台表演过程中的观众喝彩,在戏曲中应该最常见,观众喝彩几乎可算作戏曲表演的一部分。“完美”的喝彩对于演员技艺的提升不无益处,更重要的是“助燃”演员在台上的发挥。反之,一个“倒彩”有时也足以“打倒”一个演员。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即使有“十年功”也难保这“一分钟”不出纰漏,可见舞台表演确实是一项高危职业。凡有差错,都是“阴错阳差”无征兆的,常常是“下一秒”和“出差错”不知谁先到。有些可能是“吃错饭”的名家,他们虽是科班出身,练功也很刻苦,不似个别指甲已经留得很长的钢琴师那么偷懒,但或许是性格、心理之类的原因,即使他们在台上已经“千锤百炼”,有时演出前也需要吃一片“安定”来保驾护航,这也折射出了舞台之上如履薄冰的高危风险。
作为演员来说,谁也不想故意出错,所以出现“舞台事故”后,演员在台上道歉、补演的场景也时有所见,内疚之心表露无疑。有些重大场合的差错,甚至会成为演员一辈子的“心结”。
其实从观众角度来说,只要是真唱、真演,“整体”观赏的审美体验才是最重要的。真正高水准的、真实的呈现,纵然有一点差错,也应该是“瑕不掩瑜”,甚至可将这种瑕疵融入表演来欣赏——因为它是“最真实”的那部分,如同我们在欣赏古代墨宝时,会“一并欣赏”那个“流露心绪”“亦显韵味”的墨团一般。如果演员能够了解观众有这样的心怀,也许会对自己以往的差错释怀,进而解开“心结”,轻松走进下一个“十年功”。
一个观众对艺术的感受远远不止是喝彩和鼓掌所能表达净尽的,何况还有很多观众对表演者和艺术本身的评论或批评很难在喝彩、掌声中具体地表达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演员往往会有这样的偏见:把喝彩、掌声当作论衡艺术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片面追求剧场效果,以为“返场次数越多,艺术水平越高”。尤其从近年国内盛行商业性演出以来,这种艺术偏见在音乐界流传极广,甚为严重!(第336-337页)
掌声也是有“层次”的,是感官刺激、粉丝“恶捧”还是真情流露,艺术家应当心中有数。就掌声而言,艺术家和观众都要适度“掌”控。京剧大家程砚秋会因表演过程中“不舒服”的掌声而检讨自己或胡琴是否有“过”,这是一种“要掌声还是要人物”的考量,对演奏家而言,也就自然转为“要掌声还是要音乐”的选择。
为了提高票房价值,很多音乐表演者(我也不例外)纷纷从舞台转向体育馆去抓“钱”。……我在体育馆独奏时,除了动用十个手指以外,还借助身体各部位的动作配合来进行表演。弹奏一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之后,我的演奏椅子竟移位半尺之多。动作之大,可想而知。一场过后,疲惫不堪。但,这样的音乐表演,剧场效果极好!绝大多数观众反映:“你弹得很卖力气,有感情。”一部分音乐同行却批评我:“表现音乐时,不要摇头摆尾耍‘武术’。”另一部分音乐同行很支持我:“体育馆里若要获得好效果,非来点‘小武术’不可……”
对于这些不同的意见,我又觉得莫衷一是了。
人多、地广、剧场少的中国,需要不需要在体育馆里表演音乐?
“钱”和高度艺术水平,两头一起抓行不行?(第337页)
刘德海在文中最后的两个问号,其实“守正”的意味还是很明显的。对于在演奏中“耍武术”,让座椅移动达半尺之多的孰是孰非既然莫衷一是,那就应该听凭自己内心的“决断”。从现实情况来看,“钱”和“高度艺术水平”其实不是能不能一起抓的问题,而是在“此消彼长”中的钱多钱少问题,这就更需要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意愿。因为这是艺术家想把艺术奉献给内心的“艺术世界”,还是想把艺术“商品化”,在“商品世界”里卖个好价钱的道路选择。
艺术与票房价值两者之间如何协调、统一,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世界艺术难题”。……美国纽约著名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一位钢琴教授对这个问题发表其个人意见,认为:“我是一个既当教师又担任演奏的‘骑墙’人。我与演出公司有关系,曾找过经纪人来推销我的演奏艺术。以个人说,艺术方面是有成就的,但在经济上没有成就,这两者之间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解决的‘方程式’。”……国外的大部分演出团体是得不到政府资助的,他们主要靠各大公司和企业家的资助。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全年演出、灌唱片、录音的收入还不到全团开支费用的一半,其余差额要靠资助和募捐。全团从经理、指挥到每个队员,每年都为筹款之事到处疲于奔命、煞费心血。(第337-338页)
刘德海在本篇《观众和我》中还介绍了诸多国外文化艺术界的“窘境”:在挪威,最底层的画家向政府提出要生活补贴、画展补贴,还要寻找兼职;而作家的命运则由出版商掌握,写买主喜欢的,形式是主要的,内容是次要的,成为了创作原则。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芭蕾舞团演出票价卖到三十五克朗,约合人民币十一元左右(文章写于1981年,有资料显示当时上海的月平均工资为73元——编者注),依然养不活全团。
凡此种种,证明了传统的文化艺术发展至今,仍被迫要在艺术追求与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在艺术创新和资本支撑之间寻求有共识的合作。如果从历史和文化的台阶向上几步回首远眺,可以发现但凡想以艺术创新来走出困境的,并非靠标新猎奇、胡乱嫁接就可以“远行”,而是要从传统的文化根脉上,培植出具有强劲艺术生命力的、能够“化”入时代审美的新作品,来引领和引导市场的艺术审美,这样的优质创新才可能历久弥新。有道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真正高品位的、有实力的、成功的艺术创新作品,应该不是靠一定手段在市场“求认可”,而是能够在市场被认可、被传播、被追捧。这样的作品,或许才能找到艺术追求与市场需求、艺术成就与经济成就的平衡点。
我们作为中国的演员,虽然在物质待遇和享受方面比起人家差得很远,但是我们生活、工作的“稳定感”和职业的“安全感”等方面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艺术家都无法相比拟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确有许多优越的条件。我们的艺术不应当被“钱”所束缚,甚至做“钱”的奴隶。
今后,若能充分发挥我们现有的优越条件,把它变成解放中国艺术生产力的真正动力:一方面,让祖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更加光辉灿烂;另一方面,一些外来形式的文化艺术要像体育界的女排等那样:拿过来学精,打出去争魁!(第338页)
从上文看,我们这里的艺术界相对“清贫”,但有“稳定感”、“安全感”。以现状看,这种“感觉”或滋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安贫乐道”者对待艺术工作不愿走出“舒适区”;一种是“不满现状”者一脚在体制内“撞钟”,一脚在体制外挣钱。而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不太给力,比如一位京剧名家曾直言不讳地说:前二十年新编戏不编也不行,不编拿不到钱。各地的名角都往京津沪跑,小地方剧团只能靠乡村巡演,特别是靠新编戏的评奖来生存。而地方政府出了几百万排演费,自然指望着拿个金奖回来。在充满此类循环的艺术生态里,作品中有多少“艺术”或者“为了艺术”的成分可想而知。很多人都觉得大量的经典传统戏非常值得挖掘排演,那怎么就不能有挖掘传统戏的评奖呢?最终的原因可能就是传统戏再怎能翻新整理也只能限于改良,而新编戏没有“先例”,可以尽情“绚烂”——只要满足市场销售需求和剧团生存需求,而作品的艺术需求则以市场需求、生存需求为准绳。在这种状态下,百万投入数场演出、评奖结束刀枪入库就成为了常态。
不由想到汪派(上海派)琵琶始祖汪昱庭先生,在他的理念中,钱和音乐应该是分开的。或许他觉得两者一旦“联姻”,音乐难免受到“污染”,所以即使战争年代生意败落,他也是听从心声,专研琵琶,不收学费,安贫乐道,成为了一个“非职业”的琵琶流派一代宗师。
而说到“精学”国外传统经典艺术,或可注重两种追求,一是认真传承,像钢琴、提琴、美声、芭蕾等艺术,能在学精后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演绎西方经典的艺术能级和实力。二是学精后化为己用,打造成自己“本土化”的“升级品”,甚至可以蕴含诸多“原创”技法向世界展示,让世界也来借鉴学习,就像国外业界研究我们的乒乓球那样。
刘德海文集《琴海游思》封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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